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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丽娜表示她感到对"家人"有一些悲伤,内疚。起初似乎包括她已经分居的丈夫。但随后，变得更清晰了是关于她的孩子——他们长成年轻人了,她在过去分居的三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见面。 她描述的情况是,她在享受着自己的自主还有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她不想放弃这些，这对她意味着太多。

我指出,悲伤和内疚在关系背景中出现。然而安吉丽娜并不想谈论或触及与丈夫或者她孩子的关系。她只是想感到更平静。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权力斗争。我不愿意帮助她这样做-不参考任何关系背景。她不想去看这些。如果我这样做了，将会是用治疗过程帮助她更好地挡住那些关系,这个我不愿意-那我感觉从伦理上是不对的。

因此,我没继续推,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问她有关自主的背景。她的童年在农村长大,有许多兄弟姐妹。听起来没有问题,也不是很清楚自主和自由的重要性来自于哪里以及如何来的。 接着,她说她父亲很有强威,我能理解。她在一个强大的父权结构家庭长大。她的母亲接受这一点,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接受这一点它。没有自主,尤其对一个女孩来说。她不能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她说她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出于一个毋庸置疑的权威角色里面。 不出意外,她也嫁给了20年来都是相同的人。她丈夫不是一个坏人,但他也是"权威",以族长的方式统治着家庭。

现在,背景变得清晰起来。她能想到的有她自己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完全离开包括自己孩子在内的系统。妻子和妈妈的角色同时带着要去顺从,而她不再愿意生活在这个角色里面。她确实很重视自由对她的价值,在40年后,更加是超过其他一切。 她说她想离婚,但她的丈夫不同意-我提示婚姻是他控制她的最后堡垒。这里有权力斗争,而他们两人当中没有人会赢。

很清楚我们需要开展个案工作了,不是针对父亲或丈夫的个人,但是针对父权秩序本身。这就是一直在压迫她的东西,而她很难把这种压迫和具体的人区隔开来。 所以我邀请工作坊团体中的六个男人起来代表,丈夫,父亲、祖父等角色——往回追溯的男人们。 我邀请一个女人站在安吉丽娜背后提供支持。

我建议安吉丽娜说出一些话,但是非常小心地确保只有当她想说时候才说。 第一句话是对丈夫说的——"我承认你是个很好的人,我让自己从你所在的父权秩序里分离开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做这个确认。她觉得轻松点儿了,但还有些负担。 所以我们对着她父亲重复这个过程:"我承认,你是一个好男人和父亲,我能在这里是因为你。我让自己从你所在的父权秩序里分离开来。"

我们对着她的祖先也做同样的事情。 此时她感到非常释放。她在他们这些男人面前存在着,不会对他们做出反应,并能存在于和他们的关系中,同时不同意被压迫。 她完成了迄今为止,她一直无法做到的综合。

这对她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她觉得大大释放了。 我在那里停止了。对一段个案，那足够了,我相信在与她的孩子的关系中，事情会自然演化。

这里个案用到了我们说的完形中的场域 - 在更大的复杂的背景中我们获得我们的体验等等。通过注意更大的图像,我们就能超越眼前的感觉和反应,实现和更大的家庭,文化和历史力量的整合。 本案中的完形实验和场域有关联,允许安吉丽娜在她内部找到更多可以安定的地方,而不用阻止她以前使用的创造性调整。这个实验来自于家族系统排列使用道德过程。 我也走出了和她的权力斗争——我是那个有着治疗权威的男人;在完形,我们从来不去和阻力对抗,但总是去找到一种找出它背景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