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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已经接近到了她婚姻的尽头。她真的非常努力去使婚姻正常运转。起初他们是那么的相爱，到现在已经在一起五年了，他们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她是一个能干的专业人员，他过去一直操持家庭。这样对于他们俩来说都很好。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动力并不是一直这样有效，她对世界与日俱增的信心伴随着他与日俱增的崩溃。他没有经济上的贡献，即使他在照看他们的孩子，她也希望他向事业迈进，所以她最终没有承担全部的经济重担。他答应了，但什么事也没有做。她感到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像是承担了男人的角色。他感到很无力。 在这里，问题的一部分不是人与人间的关系。

因此，在治疗中，我指出这里有个社会背景——关于男人和女人应该如何的观念，这正在通过扰乱他们的关系来影响他们俩。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和彼此相处，而是将对方和男人或女人应该的理想样子作比较——女人，是温柔的和关心人的；男人，是自信的和成功的。 范妮的应对挑战的方式是变得更能干，去运用她的智慧，找出解决方法。她的丈夫应对挑战的方式是变得胆怯，去做承诺，去拉回到自己身上。

这种循环最终逐渐削弱了他们的婚姻。 现在，在这分离的时刻，他们在关于孩子的抚养教育上达成了一致。 范妮，没有对她的孩子做足够日常照护，履行监护责任（在她生活的文化中一种传统的回应）。她运用她的智慧和胜任力，不一会儿就开始感受到对于做照护他们孩子的主要人的更多的信心，尽管事实上她的工作要求很多。

她即将成为前任的丈夫看护孩子的时间被降级为每周不超过一天，除了他可以接送孩子去学校，或者当范妮出差时看护孩子。 格式塔以找到机遇和支持之间的平衡为导向。"足够的支持是必要的，并尽可能地少"是劳拉·皮尔斯的名言。

这是生长的边缘，也是我们在格式塔试验中讲求的。 在这个案例中，我花了一整段时间去挑战范妮。起初，她是基于她可以设置和她丈夫谈话的框架假设上来操作的。 她设置照护孩子的参数，然后给他这些建议。他默认了。

她和我争论她是在为了他们孩子的最大的利益——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在分离过程中最少的中断。 我向她指出这是一场关于利益的冲突。她按照她希望的情况来设置事情，孩子的需要和她的期望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 她也完全接管了孩子的照护工作，她的丈夫曾一直以此为主要事业，这实际上把她的丈夫放到了关系中的外围位置。 她有很多理由这样做，但是也掩盖了她对控制的需要。

当我听她谈论这些的时候我向她指出了这一点，我听到她疾言厉色、商业化的声音。我听到了力量和决心。虽然这些都是好的品质，在她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也是造成婚姻破裂的原因——她接管了，但并没有真正以她丈夫的条件去给她的丈夫空间。 因此，即使他们这段时间分开了，她也在继续之前的模式。我指出她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和丈夫一起做父母，如果她仅是继续他们之前在婚姻中的模式，这以后的二十多年将会同样功能失调。 在这种意义上，除非他们不在一起生活否则什么情况都不会改变，并且她得承担养育孩子的费用。 这对于她来说非常有挑战性，并且是有些震惊的。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她用自己最好的方式去应对，这也是她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我知道并且向她指出一个更大的蓝图——在下一个一起养育孩子的二十年中，还可能如何发展。

这把更大的场域的内容纳入我们的讨论中，而不是仅仅关注到此时此地的觉知。场域的未来和场域的过去同样重要。在两种情况下，我们把场域的未来带入了当下的互动中。 我强调了她有很多其它的可用的选择，而不是通过将孩子的养育交给丈夫来去放弃控制，或者完全靠她自己来养育。她做每一个选择，都有相应的结果。在格式塔中我们尊重选择，把选择带进意识中来，并且指导人们为这些结果负起责任——所有的结果的责任。 范妮认识到她把孩子用来当做伤害丈夫的一种工具——一个共同的反应。这种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它阐明了所有理性原因的动态基础。

这部分谈话是对她的对抗。但是她积极地接受了。而真诚的我，不能在我认为她在长期关系中无意识的和潜在破坏性的行为上表示同情。 这种对抗需要非常敏感地进行，保持和人的链接。他需要治疗师的力量和澄清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就是需要支持——深入范妮的创造性调整——她在世界上的方式，总以在控制中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