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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和媛订婚了。虹43岁，媛35岁。他们来做个案是因为有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争论。按照传统,虹希望他母亲在他们婚后跟他们住在一起,而媛完全反对这样。 在探索一下他们的背景后,我问起他们每人对于结婚主要关注的领域。他们都同意这是症结所在。

但他们并没有详细讨论过很多未来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往后退,将他们带到一个更广泛的角度。一端象征着百分百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另一端象征着百分百现代婚姻关系。然后我问他们各自在那刻度的那一点上。虹在百分百传统婚姻关系过来30%,而媛在百分百现代婚姻关系过来30%。 我解释说,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种不同带来的冲突有过很多具体的例子。我请他们各自汇总一下自己的立场。对虹来说,是与大家庭好好相处。他希望媛能“温柔贤惠”。媛的立场是夫妻要单独过和独立自主,能有自己看事务的思想（自由）。

所以首先我要求他们互相造一个句子:“我能看到你和我是不同的,这会有难处。”这个过程让他们面对确实存在的不同。虹试图加上,“我希望你改变。”但是我阻止了他——这对夫妻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他们都希望另一个(立即)改变。 所以我请他们说另一个句子:“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立场。”

这对他们俩都很难,媛很抗拒,她认为这意味着对虹的立场屈服。我解释说,尊重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意,她终于说出了这句。 他们说到这里都有很多情绪,他们不得不停止说服对方,就只是看见他们。这点对夫妻总有威胁。

也是可以理解的,媛觉得这个特别压抑——不仅是她真的想有自己的房子,她也害怕被虹家庭有的大量传统所管治,事实上,她是一个女人,在一个父系社会。 所以我告诉虹，约翰.高特曼对于夫妇的研究,发现婚姻更成功的，主要在于男人更愿意接受妻子的影响。这主要可能是因为从结构上讲,男性比较倾向于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拥有更多的权力。 然后我继续帮助他们协商这个问题。我解释说,一些问题确实是非此即彼。但有些可以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媛希望至少晚上只属于两人世界。 虹建议他母亲白天能来,她一直用楼下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媛同意了。 我问她的建议。她想周末能两人世界,而让步说,有时虹的父母能来吃晚饭。 虹不希望某种严格的安排。我指出,谈判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所以他们讨论了一些细节,最后达成一致。

然后虹的脸就和缓下来了。讨论非常顺利,之前他们已经解决了爆发点。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这些点上一致了。 但他说,“我怎么和我妈妈谈这个呢?”他是真正有困难了:他面对差异化的发展任务,他在犹豫。

媛变得非常痛苦,哭了起来。她很担心他会离开达成的想法,并简单地采取“应该”的传统模式。她开始试着跟他理论。 我阻止了她,让她看着他的脸。她发现很难做到,她愤怒和害怕。当两人都陷入困境,都很难控制自己和其他人同在。

我选择让她这样做。他内心在责任感,和想要优先考虑他们之间关系之间苦苦挣扎。她启动了一个治疗,因为有更多的心理学知识。所以我聚焦于她,给她支持。我问她要真正进入当下,看到他的挣扎。她发现这很难做到,但我一直在聚焦她。我提示她在那一刻爱是选项。我说,你能不能看到他真正的挣扎,尽管有不同，你能爱他吗? 她放下恐惧,转变态度。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爱你,尽管有不同。“这是他们之间具有深刻意义的时刻,我眼睛里面也有泪花。他们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法度过了冲突,实际上加深了他们的爱,和爱的能力。他感到被深深的看见。他对她说,你现在对我很温柔。他们都冒险了,然后到达一个新的地方。

我指出,会有更多的问题可能出现,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该如何解决。 在完形中,我们对差异作为一个潜在的良好接触点感兴趣。这需要在接触边界那里自我支持和对他人感兴趣。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很困难,通常他们需要支持来做到这一点。支持需要对在两方面都有用——如何做以及情感上。遇到差异会需要勇气,人们经常也感到生气或者不稳定。当媛能够与自己同在,然后和虹脆弱的时刻同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才得以改变。